法治中国

作者：钟文华   来自：中国律师网   点击数：   编辑时间：2005-6-14 0:14:37

    聂树斌奸杀案的真凶招供，到佘祥林杀妻案的妻子复活。两案的不期而遇，一波激起千重浪，一下子成了社会的焦点，各种媒体沸沸杨杨，热评如潮，纷纷指责有关部门和有关责任人，要求严惩冤案的制造者。 

诚然，造成了冤案，追究有部门及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还当事人一个公道，是完全必要的，这也是民意这所在，法律所规定。尤其是对于当事人及家属的赔偿，使他们得到一定的补赔。有关部门也应当从中吸取教训，防止类似的情况发生。但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更应当究问其根源。 

据有关媒体被露，主审聂树斌案件的法官及其辩护律师回忆说，聂树斌当年已经供述了其“犯罪事实”，且与当时案发现场相当吻合。律师三次会见聂树斌未听到他唤冤。佘祥林先后交待了四种不同的作案经过，五种杀妻动机。这两起案件都有“被告人的供述”，而且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在“招供”中已“划押”，与其他证据形成了“证据链”，要不是这些“证据”，“人命关天”的案件谁敢判？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怪”的“口供”？原因就一个??非法取证。就是我国刑诉法所严禁的“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非法收集证据。”刑讯逼供有时使人难以忍受，甚至使他们对法律的绝望、失去生存的欲望。在残酷的刑迅逼供面前，当事人在“生不如死”的情况下，不得不承认所谓的“犯罪事实”，侦查人员趁机进行诱供，使有罪的证据与口供的相互印证，有的是先取证后逼供，使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所取得的证据相吻合。 

现在，有许多评论甚至法学专家认为，造成聂、佘二案的冤情，是法院在程序上存在问题，审查证据问题，审判公开问题，法官素质问题等等。当然有关法院及其承办人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不得否认，如果是在通过一系列非法取证后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法院不具有直接的取证权的情况下，特别是在无法证明侦查机关是非法取证的情况下，法院不可能不按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判案！可见，错案的罪魁祸首应当是非法取证。最为严重的是刑讯逼供。 

刑迅逼供一天不根除，冤假错案就有可能产生。从两起案件中，聂树斌死无对证，但如果侦查人员未采取刑讯逼供或其他方法非法取证，他能够把罪行往自已身上揽？佘祥林出狱后，一个食指节丢了，手脚趾十一年了还留下伤，总不能说没被刑迅逼供吧！ 

刑讯逼供有屡禁不绝，在某些地方还有市场，它的存在一定有其条件，我们必须把目光移到法律、制度漏洞。 

一是法律上对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或明或暗地认可。我国并没有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反而在《刑诉法》中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地供述的义务，这就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另外对于刑迅逼供所求得的线索获得的物证、书证，没有规定作为“毒树之果”排除法则，这就使得有些侦查人员过于地依赖于口供，并穷尽其法地通过各种方式来获得口供，并通过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来取得其它证据。 

二是制度上对刑迅逼供等非法取证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在我国，往往采取的是运动式的“从重从快”打击某方面的犯罪，特别是有些领导的“限期破案”，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侦查人员便选取了最为简单的方法，即刑讯逼供。有些部门或领导，只要已“破案”，不问侦查过程是否合法，就为之庆功嘉奖。虽《刑法》中规定对于刑讯逼供的行为予以追究，但除非造成严重后果的受到追究外，其他受到追究的极少。 

三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护不够使刑讯逼供有可乘之机。一旦为犯罪嫌疑人，多数被关押，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人权几乎被驳夺，即使遭受到刑讯逼供，无法举证。由于现行的法律没有确认举证责任由侦查机关负责，由是犯罪嫌疑人只有吃亏。刑讯逼供行为始终得不到惩治。 

因此，笔者认为，在聂、佘二案中的教训中，应当多从法律、制度中去考虑完善，方能更好地杜绝错案。 




钟文华 

2005年04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