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留苏预备部第25班毕业前的合影。
1956年，苏联老师在给一年级中国留学生上俄文课。资料图片
1951年，中国派出留学生380名，其中留苏学生375名，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封锁，为了培养社会主义需要的大批管理和专业人才，新生的共和国向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了1万多名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
|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列列呼啸的列车，穿过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满载着黑头发、黄皮肤的青年与他们求索的渴望、奋斗的激情，从北京驶向他们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圣地——莫斯科。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中国留苏学生。
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带着祖国人民的殷切期望，满怀报国之志，远赴苏联，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异国他乡勤奋求学。学成归国后，他们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在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各行各业埋头苦干，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紧密结合，为共和国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曾经轰轰烈烈的留苏运动，已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如今也已年逾古稀。但是，这段历史，却因其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教育与科技水平提高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对一代学子价值观的影响，成为新中国60年教育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一页。
以苏为首：
留苏学子承载强国之梦
7月底的北京，酷暑难当。
在北京市东城区南河沿大街111号的欧美同学会里，留苏分会副会长马春途一吃完午饭，就匆匆赶往办公室，精心为即将于1点钟召开的“留苏学子迎接建国60周年”座谈会作最后的准备。
中午12点50分，新中国首位留苏女电影摄影师周坤最先走进会场。随后，农业领域专家王连铮和周维、地矿领域专家赵鹏大、航天领域专家吴美蓉、医学领域专家左啟华和龚明敏、核工业领域专家张浩、交通领域专家池秀峰陆续到达。虽然他们有的已头发花白，有的步履蹒跚，但都神采奕奕，一见面，便紧紧握手，以“师长”相互尊称。其实，有些人原本并不相识，但在会场上，他们像老朋友一样亲切拥抱。因为，一段相似的留学历程、一种难忘的集体记忆，早已把他们紧紧连在了一起。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
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是，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匮乏的科学技术人才成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道路上的两只“拦路虎”。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国内迅速掀起全面学习苏联的高潮。“以苏为首、以俄为师”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奋斗目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响遍全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希望借助苏联力量培养出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人才。于是，作为科学教育发展十年规划的一部分，中央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
1950年9月，中国首先和波兰、匈牙利等东欧五国达成了互换留学生的协议，并向其派遣了35名留学生，为此后大规模派遣留苏学生积累了经验。
1951年，中国派出留学生380名，其中留苏学生375名，留学蒙古学生5名，新中国第一次留学高潮的大幕就此拉开。此后，一批批留苏学生走出了国门。
中国地质大学原校长赵鹏大，于1954年9月赴莫斯科留学。1952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工作，为了迎接学校即将聘请的一批苏联专家，他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俄语。“学了半年，突然接到一封电报，学校通知我参加留苏资格考试。经过一周的准备，我顺利地通过了。”赵鹏大回忆说。
1953年，火箭和资源卫星应用专家、航天工业部计算机测控公司原总经理、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原主任吴美蓉也被选为留苏预备生。
其他参加座谈会的留苏生也有着类似的经历——通过上级有关部门的严格选拔以及难度极大的全国统考，一纸命令让他们走上了留苏之路，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此后直至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近8000名大学生、研究生和进修教师，以及近8000名实习生被国家派遣赴苏留学，分布在苏联20多个城市的220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中。
留苏预备部：
梦想起飞的地方
通过层层选拔后，很多留苏生并没有直接踏上驶往苏联的火车。赵鹏大、吴美蓉等告诉记者：“和最早那批留苏生不同，我们先进了留苏预备班，接受强化培训。”
原来，1951年的大规模派遣活动虽然拉开了中国留学大潮的序幕，但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中苏两国在留学生的派遣和教育管理上出现了一些问题。1951年10月，林伯渠作为巡视组成员赴苏联看望首批留苏学生后十分忧虑。他回国后立即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信，反映留苏生因语言不通及饮食、气候等原因，情绪波动很大。他建议，以后再派留学生，须在国内进行预备教育6个月或多一些时间，也可以到苏联后，先集中教育一个时期。
周总理随即作出批示，指定钱俊瑞(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安子文(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伍修权(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三人负责筹备留苏预备学校，一年办一期。后经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内部筹建留苏预备部。1952年3月，刚刚筹建的留苏预备部开始招收留苏预备生。
根据中央“学习好、纪律好、身体好”的要求，当时留苏预备部的任务主要有三项：业务学习与考核、严格的政治审查以及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留苏预备生们称之为“过三关”。
首关是学语言。据赵鹏大院士回忆，一进学校，他就经历了俄语分班考试，因为此后他们最主要的学习任务就是语言学习。
除了紧张的语言学习之外，留苏预备生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时事政策学习，接受政治思想教育。
最让这些平时吃惯了玉米面窝窝头的年轻人感到开心的“任务”，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由于当时我国人民生活水平较低，很多学生都营养不良，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出国留学生不能搞得面黄肌瘦，国家再穷，也要保证他们的健康。”
“早餐是六必居咸菜、油炸花生米、烧饼、花卷、油条、棒子面粥、小米粥或大米稀饭。午餐和晚餐都有四个菜，至少一个是重荤，有时还有大对虾。大桌子上放着一个大蒸笼，里面是热腾腾的大米饭，旁边是刚出笼的热馒头。”留苏预备部的伙食清单至今被很多当年的留苏生津津乐道。
不仅伙食好，在留苏预备部，留苏预备生的出国“装备”也早早被准备好了。
除了藏蓝色粗呢面的丝绵大衣，浅灰色薄呢子面料的夹大衣，还有每人两套西服、一件粗线毛衣、一顶冬天的御寒帽子、6双鞋子、4件布衬衣、4条内裤、4双短袜套……此外，每人有一床深米黄色中等厚度的羊毛毯和一件浅米黄色的雨衣。男生有几根领带，女生有一小瓶香水、面油。”一位留苏学子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份留苏预备部为他们准备的物资清单。
“作为一个穷学生，一下子获得足够穿戴五六年的衣物，做梦也没有想到过。我们既体会到了祖国和人民的关爱之情，也感到了自己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回忆起留苏预备部的生活，曾经的留苏学子感慨万千。
如今，让很多留苏生难以忘怀的留苏预备部已经不复存在。从1952年组建到1960年取消，留苏预备部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一闪而过，但人们不会忘记，一批批学子为祖国富强而赴异乡求学的梦想是从这里起飞的。
异域求学：
用勤奋赢得肯定与尊重
火车的汽笛声响起，在《莫斯科——北京》的乐曲声中，留苏学子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奔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到达苏联之后，他们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中。虽然，很多留苏生对留苏学习、生活的困难已有充分设想，且在留苏预备部接受了语言强化培训。但是，当真正置身异国，他们还是遇到了实际语言应用的障碍。
儿科专家龚明敏记得：“到莫斯科第二医学院求学的第一个月，上课一句也听不懂，甚至一节课上完了都不知道刚刚上的是哪门课。”
在苏联，大学授课并没有现成的教科书，考试基本围绕平时课堂讲授的内容。因此，课堂笔记成为获取核心知识的主要途径。曾在莫斯科电影学院学习的周坤说：“那个年代，可能每个留苏生都经历过让苏联同学帮忙记笔记的情况。”
语言上的障碍也给留苏生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不便。农经专家周维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就曾经历过这样的尴尬：“我第一天到食堂吃饭，完全看不懂菜单，只认识俄文的1、2、3，于是就按顺序点了前三样。结果端过盘子一看，竟然全是汤。”
看到留苏生学习、生活上遇到的种种困难，苏联老师和同学给予了他们热情的帮助。“有一次，我拿着看不懂的笔记，沮丧地回到宿舍，同屋的苏联同学得知情况后拿起我的笔记本就跑了出去，等她回来后，我大吃一惊，原来她找打字员将课堂笔记逐字打了出来。”“很多苏联高校都专门为中国学生聘请了语言教师，开设专门的预科和小班。”周坤、龚明敏等人至今难忘苏联师生对他们的帮助。
在留苏学子的艰苦努力和苏联师生的热心帮助下，留苏生的语言能力渐渐提高了。进入二年级，大部分人都能跟上老师讲课的速度，并且进入了专业学习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苏联严格的教学管理、开放的学术氛围、先进的教学理念等对他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苏联的大学，上课铃声响毕，学生就不能再进教室了，就算迟到一秒钟也不行。”吴美蓉回忆自己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的经历时说。
农业部原副部长王连铮对在莫斯科季米利亚杰夫农学院感受到的开放的学术环境印象深刻。“我所在学校的校长是一位能源经济学家，当时赫鲁晓夫主张搞大面积开荒，包括开发哈萨克斯坦的处女地。校长听说后坚决反对，因为这块地是沙地，开发以后会使周边土地沙化，造成环境问题。由于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能源专家，他的建议最终被采纳。”
中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开创者、毕业于莫斯科第二医学院的左啟华记得：“苏联的医学教学不是把学生限制于医学本身，而是扩大到生物医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广泛的学科领域。比如，学校要求医学生必须修读人文科学的课程，这对培养医学生的综合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艰苦的日常学习之外，充满苏联风情的课余活动也让留苏学子难以忘怀。核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原副院长张浩至今仍能想起，在列宁格勒大学留学的日子里，他在课余时间乘船沿着伏尔加河到一个个集体农庄演出，与苏联同学一起打篮球的场景。
周维忘不掉的是临出国前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会见留学生时说的话：“你们每一个人出去学习，国内要花培养25个大学生的钱，因此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考5分，如果考4分在党支部要受批评，考3分的话自己背着铺盖卷回来。”所以，期末考试是留苏学子最紧张的时刻。但由于大家都很用功，大部分留苏生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虽然极为重视自己的成绩，但是，留苏学子更不忘忠于党和祖国，忠于自己的信仰。
池秀峰至今记得在莫斯科铁道学院5年留学生活中的最后一门考试——哲学。那是1960年6月，当抽出题签，他顿时感到眼前一黑，最后一道题的题目赫然写着：“你如何评价斯大林？”当时，赫鲁晓夫开始全面批判斯大林。池秀峰知道，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有可能被老师认为是离经叛道，给个3分甚至不及格。如果随波逐流，一定能拿5分，可是，那将意味着背叛自己的信仰，违背党的精神。想来想去，池秀峰面对考官分析了斯大林一生的功过，并得出了“斯大林功绩占百分之七十，错误占百分之三十”的结论。当他结束最后一句陈述，考场里一片寂静，哲学老师面无表情，透过眼镜直直地注视着他，然后低头在成绩册上写下了分数。“听天由命了!”他甚至没看一眼自己的成绩，起身走出考场。等在外面的苏联同学把他的成绩册一把抢去传看，走廊里顿时响起了欢呼：“乌拉！5分！”
毕业答辩是留苏学子需要面对的更大挑战。苏联的学位制度非常严格，曾就读于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的赵鹏大回忆说：“副博士论文答辩，要在答辩日期3个月前在苏联的大报上登出答辩通告，只要公众感兴趣都可以参加。同时，还要向苏联各学术机构的有关学者发出100份论文摘要。答辩由各方面专家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主持。此外，作为答辩的前提条件，还必须在杂志上公开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就是在这样严格的学位制度下，赵鹏大在3年之内完成了答辩。很多中国的留苏学生也和他一样，用与苏联学生一样长的时间获得了学位。
留苏学子没有让祖国和人民失望。来自祖国的期望被他们转化成了动力，他们在学习上始终名列前茅，各科成绩基本都是“5分”。在当时的苏联，“中国留学生”几个字就意味着优秀，这种优秀将在他们回国后被再一次证实。
学成归国：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如何回答这样的嘱托？留苏学子给出了响亮而坚定的答案——报效祖国！
一批批从苏联学成回国的人才，无一例外地在分配志愿表上庄严地写下：“坚决服从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1958年3月，早已完成毕业论文答辩的赵鹏大，离开了坐落于红场一带的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告别了熟悉而亲切的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学成归国。
“回国之后我到了北京地质学院工作，进行矿产普查勘探、数学地质方面的研究。”回忆起刚刚回国的情况，赵鹏大说，“我从事的领域在当时很缺人才。”国家需要与报国热情紧紧结合在了一起，赵鹏大将在苏联的所学投入到教育与科研工作中。此后，他凭着过硬的业务与科研能力，就任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荣获国际数学地质协会克伦宾奖章、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我国地质矿产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60年，吴美蓉以全优的成绩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满怀着报国志向回到了祖国。“那一年，我穿上了军装，幸运地与很多被选调的干部、大学生、留学生一起加入了新组建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投入到我国刚刚起步的航天事业中，开始进行导弹研制工作。”吴美蓉将自己40多年参与的工作总结为迎接了4次挑战：我国第一次完全自行研制全数字化的战略导弹、我国第一次为航天测试系统实现“四化”、为我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运动会——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发电子服务系统、研制我国第一个资源卫星的应用系统。如今，作为国际宇航科学院的主席团成员，她仍然每年都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上。
“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红旗空军学院的毕业生。”1965年，在苏联莫斯科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军事指挥的马春途也毕业了。在毕业生送别宴会上，系主任走到他面前说了这句话。马春途说：“母校对我的培育我会终生铭记，但我当时强烈地希望快点回到祖国为国效力。”回国后，马春途被分配到空军机关工作，1968年踏上了越南战争的战场，担任了驻越南使馆空军武官。在战场上，他结合在苏联学习的防空作战知识，一次次向越南防空部队的领导提出作战建议，获得了防空部队领导的高度赞扬。1973年，经历了战火的洗礼，马春途回国，再次进入空军机关，从事高级军事将领的战役培训工作。“文革”后，他组织有关研究部门，专门收集、整理国外军事资料，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向同事们传递国外先进的军事理论和技术，也将从苏联军校获得的知识无私地传播给了更多的军事人才。
王连铮、周维、池秀峰、左啟华、张浩、龚明敏、周坤也纷纷在回国后投入到我国的农业、交通、医学、核工业、艺术等领域。有的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有的成为单位的重要骨干。其中，致力于大豆育种研究的王连铮，曾任黑龙江农业科学院院长、黑龙江省副省长、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科院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至今仍从事大豆育种遗传方面的研究。
然而，就是这些为共和国的强大奋斗了终生的长者们，谈起回国后的工作时，一再强调不要突出他们个人。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在各自领域奋斗的留苏学子群体。他们说，他们的故事，只是庞大留苏学生群体的一部分。
原地质矿产部部长、欧美同学会原副会长朱训曾在文章中写道：不论声名显赫，还是默默耕耘，他们都把有限的生命奉献给了祖国最瑰丽的建设事业。在他们当中，有的人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有的人成为一些行业和部门的领导者，有的人成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的人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有的人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和学术带头人。
朱训的描述被一个个闪耀在共和国史册上的名字所证实：
20世纪80年代，一批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在“吉斯”实习过的江泽民同志，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以全优成绩从莫斯科动力学院毕业的李鹏同志，历任国务院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尉健行、李岚清、邹家华、刘华清、钱其琛、宋健、曹刚川等国家领导人，也都有着留苏背景。这批被称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人，以其智慧、谦和、持重的人格魅力，塑造了中国新一代领袖的全新形象。
铁道部部长傅志寰、机械部部长何光远、地矿部部长朱训、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科技部部长朱丽兰、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改革开放后，留苏学子中有200多人走上了省部级领导岗位。
在科研领域，留苏学子的名字同样响亮：核潜艇研制专家钱凌白、船舶工程专家张炳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冰川学家谢自楚……数不胜数。作为建国后宝贵的高层人才，他们被推到了国家发展的前沿。而那些因为保密原因而无法公开身份的科研专家，那些在基层踏实工作的默默无闻的留苏学子，更是与那些显赫的名字一起，成就了留苏群体的辉煌，成为了共和国的骄傲。
再次将目光投向五六十年代的留苏群体，他们所体现出的时代精神与求实品质更加让我们景仰。新中国第一位教育参赞，1951年底奉调前往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的李滔这样评价：“五六十年代的留苏学子群体，既是那一代青年人的杰出代表，也是他们中的普通分子。在所有和他们一样优秀的青年身上，蕴含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那就是，永远胸怀祖国、视祖国声誉为生命的爱国主义，永远将祖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奉献美德，以及永远追求真理、不向困难低头的科学精神。”
历经岁月磨砺，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如今已韶华不再，当他们回忆起留苏的激情岁月，一些曾经的画面已渐渐模糊。但是祖国的嘱托与呼唤却让他们至今难以忘怀，那句曾经激励了无数人成长的名言反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清晰：“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一个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曾是那个年代中国青年的集体座右铭，更是留苏学子奉献祖国的真实写照。（郑骊君 俞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