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经党中央批准、由东北局负责组织，选送了21位年轻同志去苏联学习，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他们都是革命烈士的后代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女。他们在苏联接受大学教育，以学习经济、工业为主，学成后都回到祖国。“文化大革命”中，这21人都受到审查，被立案为“4821苏修特务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但“4821”这个称呼却被他们保留下来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蓄势待发，准备做最后的较量，延安和重庆的目光都投向了中国的东北。
1945年9月，东北局成立；11月，从山东、苏北调部队11万进入东北，同时，抽调干部2万名去东北工作，充实党的力量。
“4821”中的大部分人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来到哈尔滨的。
关于“4821”去苏联学习一事的经过，罗西北（罗亦农之子）是这样回忆的：
“东北局对这次派出留学的人员要求很高，必须是军级以上的烈士和干部子弟。”
“直到临走前，21人才全部集合到一起，东北局在南岗俱乐部为我们送行，高岗、李富春、林彪都参加了。东北局领导要求我们学习经济和工业，回来搞建设，还立了一条规矩，学业完成之前不准谈恋爱。我们在苏联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东北局汇报，诸项事宜都同东北局联系。”
“东北局领导还为我们准备了饯行酒宴。从延安来的同志从没见过这么丰盛的食物，大饱口福，有的甚至都喝醉了。”
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时任哈尔滨油脂公司协理和党支部书记，他是21人当中唯一在企业工作的。
1948年9月初，21位年轻人乘火车离开哈尔滨前往苏联，开始了留苏生涯。
到达莫斯科火车站时，代表苏方来迎接他们的是苏联红十字会所属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院长马卡洛夫。这就意味着他们的终点站不是莫斯科，而是伊万诺沃。
据谢绍明（谢子长之子）回忆，他们在儿童院待了三四个月，一边补习俄语，一边等着苏方的安排。一天，苏联高等教育部派来一位同志解决“4821”的入学问题。他表示，由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还存在外交关系，所以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学生，其身份是非公开的，无法进入莫斯科的高等院校。苏联方面将安排他们在伊万诺沃市学习，并满足他们的专业需要。这样的结果与“4821”的愿望是有很大差距的。
不论分到哪所院校，到了那里都要从头补习高中阶段的数理化基础知识。谢绍明回忆说：我们每天硬着头皮听苏联老师讲几何、代数。那时还没有俄汉辞典，从哈尔滨走的时候，每人带了一本《日俄字典》，但日语我们也不懂，不过日文中有汉字，可以连蒙带猜。
“4821”们不仅承受着学习的重压，也面临着艰苦生活的考验。出国前，他们对留苏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到了以后才发现，战后恢复时期苏联人民的生活是很艰苦的。当时，苏共联络部负责向他们提供每月400卢布的生活费，物价很贵，每公斤黄油要60卢布。他们中午在学校食堂就餐，早晚都是自己起伙，成天吃黑面包。由于能源短缺，学校经常停电，漫长的冬季里，要靠烧木柴取暖。离开哈尔滨时，东北局没有为他们准备冬装。在儿童院时，苏方只发给每人一件夹大衣，11月已是滴水成冰，他们的穿戴根本难以抵御严寒。
“4821”党支部将生活和学习上的困难及时反映给东北局，同时也反映给苏共联络部的同志。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学生会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后，也致信苏共中央领导，说明这批同学的身世，希望给以关注和解决。经过几方面的共同努力，1949年夏，“4821”离开了伊万诺沃，他们在苏联红十字协会的安排下，来到莫斯科。就在此时，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秘密访问，谈新中国建国事宜，“4821”在莫斯科上学的事情得以最后敲定。
当时“4821”基本上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学校。但中央对他们选择专业是有指导性意见的。东北局曾经指示他们学经济和工业。任弼时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向“4821”传达了更明确的意见，就是不要学政治，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成熟，不需要让苏联培养政工干部。过去中国到苏联学习政治的人，往往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也不要学文科，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特长来选择。
“4821”留苏期间经历的最难忘的事情，是1950年2月17日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来到莫斯科。2月17日晚6时，他们在中国驻苏使馆接见了留学生。毛泽东应同学们的要求发表了讲话。他说，我希望你们在留学期间要做到三件事：第一，要努力学习，掌握好建设本领；第二，要艰苦奋斗，我们国家还很穷，你们在生活上不要和苏联同学攀比；第三，要锻炼好身体，没有好身体，即使你们学了很多知识，将来回国以后也不能为祖国服务。还有一些同学拿着钢笔和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争相请毛泽东和周总理题词。毛泽东根据每个人的不同专业，为他们题写了不同的话语。比如，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告诉毛泽东他是学飞机设计与制造的，毛泽东在他的本子上写下了“建设中国强大空军”几个字。给李鹏的题词是“为人民服务”，为张代侠（张宗逊之侄）题写的是“努力向前”，给贺毅（贺晋年之子）写的是“光明在前”，给江明（高岗之外甥）题的是“农业机械化”。周恩来为大家题写了相同的话语“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与大家共进晚餐，饭后还举行了舞会。
1953年10月，罗西北第一个拿到动力学院的毕业证书。在整个莫斯科动力学院，只要是中国学生，成绩都是顶刮刮的，博得苏联老师和同学的交口称赞。经过5年的学习，除谢绍明、叶楚梅（叶剑英之女）、任湘因病被迫中断学业回国外，其他人都完成了学业，并取得优异成绩。
“4821”完成学业后，立即回国投身到“一五”计划的建设中。他们的共同志愿是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罗西北先在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北京水电院干了两年，1955年底到成都水电勘测设计院，一干就是10年。谢绍明到哈尔滨飞机工厂。李鹏去了吉林丰满发电厂；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和叶楚梅一起到了沈阳第二机床厂；叶正大、叶正明（叶挺烈士之次子）在沈阳飞机厂；贺毅本来被分到水电总局北京勘测院，但他请求下基层，与崔军（崔田夫之子）一起到了江西上犹江围堰工区。林汉雄（张浩之子）分在北京，但他没有坐机关，而是上了官厅水库。
“文革”初期，因为留苏，他们被打成“苏修特务”，受到迫害。
“文革”结束后，“4821苏修特务案”得到彻底平反。胡耀邦主持中组部工作时，主张大胆提拔和起用优秀中青年干部，“4821”这批人的使用问题也受到胡耀邦的关注。
1981年1月17日，中组部将21人的工作及表现情况汇总成册，报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仔细看了材料，并对其中13人的使用作了批示。其中，对李鹏的批示是：“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谢绍明所在的八机部生产局对他的评价很好。胡耀邦批示说：“既然评价这么高，为什么不可当副部长？”1981年2月，李鹏出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
在胡耀邦的过问下，到1981年底，“4821”中被提到副部级领导岗位的有邹家华、叶正大、贺毅，林汉雄、谢绍明被定为副部级后备对象……
从那时起，这21人中，除了罗镇涛（罗炳辉之女）去世、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失踪外，都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堪称国家的栋梁之材。
这21人是（按姓氏笔画排列）:叶正大（叶挺烈士之长子）、叶正明（叶挺烈士之次子）、叶楚梅（叶剑英之女）、李鹏（李硕勋烈士之子）、朱忠洪（王稼祥之义子）、任岳（任铭鼎之女）、任湘（任作民之子）、江明（高岗之外甥）、刘虎生（刘伯坚烈士之子）、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萧永定（萧劲光之子）、邹家华（邹韬奋之子）、张代侠（张宗逊之侄）、林汉雄（张浩之子）、罗西北（罗亦农之子）、罗镇涛（罗炳辉之女）、项苏云（项英之女）、贺毅（贺晋年之子）、高毅（高岗之子）、崔军（崔田夫之子）、谢绍明（谢子长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