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份，我们上千名留学生身穿国家发的“特别包装”——出国服，西服革履，从北京乘坐专列火车，沿途经沈阳、长春，最后从中国满洲里出境开往苏联边境小城赤塔，经苏联边防海关检查后，火车经西伯利亚直奔莫斯科。
载着我们这些学子的专列驶入苏联境内后，列车员统统都换成苏联姑娘。餐车上的饭菜也统统变成了俄国式的西餐。由于烹调方法和饮食习惯的不同，一进餐车，就闻见一股膻味、怪味。列车奔驰在西伯利亚的荒原上，很少见到人影，与在中国的景象截然不同。每在大站停留加水加煤时，我们都走出车厢，在月台上列队做操，以消除长途乘车的疲劳。由于我们的队伍整齐划一，颇为壮观，引来了不少好奇的苏联老百姓围观。这些苏联老百姓的衣着、谈吐，虽不像电影上那样的华贵高雅，但也粗壮朴实，豪爽可亲，从眼神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善；当问到我们到哪里去时，我们说“到莫斯科，我们是学生，向你们学习来了！”他们个个伸出大拇指说：“马拉茄子(好样的)！我们还没去过首都莫斯科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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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里的列车员都是年轻的苏联姑娘，在苏联境内五天五夜的车厢生活，我们相处得非常好，因为大家为了学习俄语口语，个个都愿同本车厢的列车员谈话、打交道。我们抢着帮她们干活，时不时还向她们赠送些小礼物。这些列车员碰上这样热情的乘客，高兴不已，到达终点站同我们分手时，她们个个泪流满面，依依不舍。
我们到达莫斯科以后，大使馆早已为我们作好准备，由在各高校学习的中国老留学生，将我们领走分赴各高校。学校及专业的分配方案，在出国前已宣布，我是国家统计局派的，所以分配在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的计算机系学习。
那时苏联高校均已开学，我被领到班上，交给“班长”—— 一位名叫拉丽莎的苏联姑娘。计算机系近两千学生中，外国留学生仅仅两人，除了我还有一个匈牙利姑娘。我立刻跳进了苏联人的海洋里，听到的、看到的、接触到的全是叽哩咕噜的俄语，我在国内虽强化学习了一年俄语，并没有能扫除我的学习障碍。上数学、制图这些公式多、图像多的课还能应付；上哲学、经济学这些教授的课，我就发怵。只有下课后借苏联同学的笔记并结合教科书，回到宿舍抄笔记、查字典，以几倍的时间来消化当天的课程，真是受够了“洋罪”。但中国学生的勤奋是有名的，每到礼拜六和礼拜天，图书馆阅览室里，座无虚席，全是黑头发的中国学生。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我们基本度过了语言关。
（二）
我所学的专业——计算机，在统计部门实际是交叉学科，对学生的要求是：既懂得经济统计和企业管理知识，又要掌握计算机科学技术。所以我们学的课程比较多，学习任务很重。好在经济、统计、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数学等，我在人民大学都学过，有一定基础，花的功夫不大。
我们这个系，是学院的一个大系，学生近二千人。女生占三分之二强，究其原因：从专业工作特点看，适合女性担任；从当时苏联人口构成看，女性就是比男性多。据调查，苏联学生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父亲，因为他们的父亲大多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有时我到苏联同学家作客，他们母子(或母女)谈到死去的丈夫和父亲时，面色深沉，露出心灵深处不可弥补的损伤。苏联人民痛恨德国鬼子，如同中国人民痛恨日本鬼子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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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同学的生活比较艰苦，本市学生还好些，可以住家吃家(因宿舍紧张，学校有本市学生不能住校的规定)，家住外地的就苦了，食宿自行解决，学校只向极困难的学生提供宿舍。学校对学生的费用不大包大揽，实行奖学金制：每学期各门功课按五分制，成绩都在4分以上者，给予奖学金；如果有一门功课出现了3分，则取消奖学金。奖学金的数量仅仅能维持一个人的生活费。大家为争这一口饭吃，努力学习，消灭3分。甚至考试时”相互帮忙”。
我们都住在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宿舍，一般四人住一间。学生大约一半是苏联人，另一半则是来自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留学生。苏联人中间，有很多是来自苏联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少数民族的学生，如：土库曼人，哈萨克人，阿塞拜疆人，格鲁吉亚人，阿尔明尼亚人，立陶宛人，犹太人等等。所以我住的那座学生宿舍(他们叫大学生城)真正是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但大家使用着一个共同的语言——俄语。多民族学生混住并和睦相处，给我们提供了相互了解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机会。
不同国家、民族的人文风俗，是我们聊天的经常的话题，大家既可从中了解到很多不知道的奇闻逸事，也可成为宣传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好机会。当时他们对中国认识的共同点是：一，对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都表示钦佩；二，对近代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看得较多些。
在这些人中间，也不乏有大国沙文主义或种族主义倾向者。比如有些苏联人，特别是俄罗斯族人，自恃他们能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地位，以中国的”老大哥”自居，闲聊时竟半真半假地对我们说：“苏联已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你们中国干脆归并到苏联，成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吧。程，你赞成吗？”听这话后，能不令人生气，都是同学，不需发火，我马上给他一颗软钉子吃。我说：“不对！亲爱的，哪能人少的合并人多的，你们虽有十五个加盟共和国，合起来只有两亿多人口。而我们中国有六亿多人口(当时的统计数字)，是你们的三倍，还是你们合并到中国来吧，中国也是多民族国家，地大物博，容纳得下。怎么样？”小伙子听我这一通反驳，眼珠子盯我半天，只好来了一句：“赫得尔(滑头)！”大家哄笑了之。
留学生中除中国人能吃苦用功外，我所见到的德国人(东德)也很用功，他们的成绩、纪律以及日常生活表现等都很不错，作为一个民族的气质，可以说是一流的。但他们之中，确有种族主义思想很强的人。有一学期同宿舍有一位叫瓦洛嘉的苏联同学，同我很要好，彼此尊重，无话不谈。有一次他告诉我：“常来找我玩的那位德国日尔曼人对你们中国人不太友好，你以后少跟他搭腔！”我问怎么啦，他说那位日尔曼人对他说：“我们都是白种人，少跟中国人(黄种人)打交道。”我听了很恼火。我说：“下次他再来我们屋，我将教训这个小子！”瓦洛嘉连忙说：“别说他了，你知道就行了，不要伤了和气。其实，他这种纳粹思想我们俄罗斯人也很不赞成的。他跟我说白人比黄种人优越；他和日尔曼人一起又会说，日尔曼人比俄罗斯人优越，实际上他也瞧不起我们俄罗斯人！”我理解了瓦洛嘉的意思，此后，我见到那位德国人，连头也不点了。
在任何外国人面前不卑不亢，可以说是当时我们全体留学生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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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苏联人的性格非常开朗、豪爽，尤其是俄罗斯人，他们绝大部分人表里如一，很少弯弯绕绕，他想说你不是，他就当面说；他捧你，真是出自内心。提问题单刀直入，不拐弯抹角。记得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报告后，社会上反响强烈。我们常听到苏联人发泄不满的话，甚至用脏话骂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大抓农业，组织青年人到边远地区开荒。青年学生每年暑假也不得休息，到边区开荒劳动，收割玉米。一时间“秃子”、“老玉米棒子”成了赫鲁晓夫的绰号、代名词。苏联人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发泄不满，一般都不分场合。当着自己同胞的面骂，当着我们这些外国人的面也骂，也不怕别人去告密。
自1956年苏联反对个人崇拜后，直至我1960年毕业回国前，苏联人常向我们中国留学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中国对毛泽东有个人崇拜吗？”一开始我们都支支吾吾，回避这个问题，后来大使馆党委通过各校党支部向全体留学生传达：“凡是苏联人问我们毛主席有无个人崇拜时，我们一律回答：没有。”统一了口径，回答自然千篇一律，苏联同学笑笑说：“赫得尔(滑头)！这不是你们的心里话。哈哈！是你们大使馆统一教你们说的吧？！”
俄罗斯人是白种人。白种人一般都是金发碧眼，俄罗斯人金发碧眼者居多数，但也有俄罗斯人是褐发褐眼、灰发灰眼、黑发黑眼者，对此我们也表示不解，有时就问他们。他们很坦率地直言不讳地说：“那是从前黄祸时期，你们中国人强奸了我们俄罗斯姑娘的结果，生下了许多混血儿，就不是金发碧眼了！所以才出现了这麽多杂种。”这些诙谐的回答，叫大家听后忍俊不已，但品其余味，却很苦涩。欧洲人谈起黄祸，如同谈虎色变，而且就联系到中国人。
我忙解释说，那是元朝蒙古人干的，不是汉人干的。我们留学生中也有蒙古人，他们听了反以为荣，乐滋滋地觉得他们的老祖宗成吉思汗是一代天骄。据苏联同学说，现今城市的俄罗斯人、特别是有文化的俄罗斯人不再担心什么“黄祸”肆虐欧洲，但边远地区的农民，特别是老年人还害怕“黄祸”，因为民间有关”黄祸”的残忍传说很多。我想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汉人中至今不是还有关于中秋“吃月饼”的反蒙族统治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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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在苏联留学期间，每学期都要调整一次学生宿舍，合住的伙伴年年有变化，接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从中不仅使我了解到对方民族的人文历史，风俗习惯，也了解了他们的政治观点。现举几个例子：
1956年与我同宿舍的有两位匈牙利人，都是匈牙利工人党(***)党员，平时表现很好，积极向上。匈牙利事件后，他们利用假期回国探亲回来，情绪极其消沉、低落，唉声叹气，跟我诉说了苏联人如何欺侮他们、奴役他们，连中学里都派驻有苏联人，他们忍无可忍，揭杆而起，遭到镇压，许多人民被枪杀了！我那时很天真，“受了党的教育”多年，为维护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还为“老大哥”辩解，说：“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吧？”他说：“程，请相信，我是党员，说的全是真话。中国是个大国，有六亿多人口，他们不敢欺侮你们，可我们匈牙利是个小国啊！”说着几乎掉下眼泪。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各国***都派了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庆贺，毛泽东主席亲自率领代表团前往祝贺。毛主席的到来，引起苏联社会各界的重视与欢迎，赫鲁晓夫也很高兴，准备举行隆重的群众欢迎大会，迎接中国代表团的到达。此举被毛泽东婉谢，说各国***都是平等的，没有组织群众大会欢迎别国代表团，单独欢迎中国代表团不妥。毛主席的决断完全正确，也为苏联人解决了难题，一时在苏联社会传为佳话。在41国的***、工人党的全体会议上，毛主席在会上掰着手指分析世界形势时说(大意)：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主张和平，但也不怕美帝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接着毛主席又说了(大意)：世界大战爆发了，扔原子弹了，即使全世界死了一半人，中国还有三亿人口，苏联还有一亿人口，世界仍然是我们的。这些话传出去以后，苏联社会上不少人不以为然，我同室的伙伴，班里的同学，甚至教授对我们说：“毛泽东的分析太可怕了，……世界死了一半人，还建设什么共产主义！”
1958年台湾海峡炮战开始时，不仅是赫鲁晓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苏联人民也很害怕，我的同室伙伴和苏联同学都颇为担忧，由于两国签订有《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怕引起世界大战把他们卷进去。从当时苏联社会看，一句话可以概括：不仅苏联政府不愿卷进战争，苏联老百姓也不愿打仗，不愿意看到局势被绷得紧紧的，使人透不过气来。
1957年毛泽东主席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期间，在百忙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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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去苏联之前，接受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 育。所谓爱国主义，就是凡有损祖国、党和人民的话、事不说不做；所谓国际主义，就是凡有损中苏友谊、社会主义大家庭团结的事不做，并且本着这两大原则去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这是当时我国的方针和政策。我是我校中国留学生的学生会主席，帮助支部跑跑腿，干点实事。比如，每到“十一”国庆节时，我就跑大使馆借图片，在我校举办新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等等；学校或工厂举行庆祝我国国庆的晚会，我就负责组织和联系在会上发言等。我有一张周总理接见留学生的大照片，其中有我，并坐在第一排。这张照片对我来说，非常珍贵，我悄悄地留了下来，一直保留至今。
在学校，我们恪守在苏联人面前不议论他们国家和党的内部事务。对于学校教务上的事情和问题，我们不主动去反映或干预，由苏联人自行解决。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凡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高校，都成立了党支部和留学生学生会组织，直属驻苏使馆的党委和大使领导。党中央有关国内外的大政方针政策，都能及时地向留学生传达。我们学生也可以自己花钱订阅国内的报刊。由于卢布与人民币的比值不合理，用少量的卢布就可以订阅国内报刊，所以我也就订阅了《人民日报》和其它技术杂志。
50年代，国内的一些做法，苏联人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这些情况，我们生活在苏联人中间，言谈话语、思想交流之间，我们感觉得出来。在中苏关系融洽时代，我们中国《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的主要报道，苏联的《真理报》和塔斯社也都全文或摘要转载，中国所发生的情况，苏联人民第二天都能看到消息。比如，1956年我国开展公私合营运动，资本家敲锣打鼓将自己的财产送给政府“公私合营”，大资本家乐松生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主席献礼、报喜等等，在《真理报》上都有过图片和文字的报道。中国用和平方式解决资本家问题，大受苏联人民、学者、教授的赞扬，从言谈话语中，他们摈弃苏维埃初期对“资本家、地主、富农”采取斩尽杀绝、赶出国门的极端做法，而认为中国和平解决资本家问题，是中国的一项创举。但他们对1957年中国许多知识分子被划成“资产阶级右派”表示不解和异议。记得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课堂上引经据典，说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知识分子是从属于统治阶级的，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就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无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他们就为无产阶级服务。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谈不上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什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听后，知道他是针对中国的反右派斗争说的。
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包括工业大办钢铁，农业大放“卫星田”，密植的稻子上面，可以站一个小孩，《真理报》也天天报道。中国要超“英”，苏联要“赶美”。一时间，世界就像只是苏联和中国的天下。但毕竟有冷眼旁观者，有头脑清醒者。我听说，几个在苏联农科院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国内“大跃进，放卫星”的启发，也要在苏联搞“试验田，放卫星”。苏联农科院院士兼院长李森科说：“如中国人在苏联土地上搞出了中国式的卫星田，密植的庄稼上能站个小孩，我李森科不当苏联农科院院长兼院士，我一定要求赫鲁晓夫委任我的中国学生来当！”科学家根本不信你这一套。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50年代末期，中苏的蜜月行将结束，中国对美苏两国的接近，持高度警惕，不能让美苏主宰世界。但表现形式上，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反对美苏划分势力范围，称霸世界。记得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苏联并在莫斯科萨科里尼克公园(离我住的学生城近在咫尺)，主持美国展览会开幕剪彩，中国大使馆通知全体在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抵制这次展览，“不许前往参观，不许与美国人接触，更不许与美国记者攀谈”，以防美国人抓住把柄，说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向往美国的物质文明和自由、民主。我们都老老实实地照办了。在那期间，我们都很少上街。因为美国展览会强烈地吸引了苏联人，他们也抱着对美国的好奇心，街头巷尾都是这方面的话题。有不少苏联朋友搞不到参观美国展览会的票，想走外国留学生的后门，问我：“程，求求你帮我搞几张票，你们外国学生去要票，一定优先照顾！”我当时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并颇为激动地说：“美国佬占领我们中国的领土台湾，美国展览会不屑我们一看！”颇有与美国佬势不两立的架势，把苏联朋友弄得悻悻而去。现在想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个必要。中国的孙子兵法早就说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为什么就不能去看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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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这批留苏学子，现在都已年过花甲。回想当年我们为了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崇高目标，赴苏联留学多年，回国后努力用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我们没有辜负祖国的期望，仅我们原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的28班，就可以称之为人才济济，硕果累累。他们留苏回国后，有研制“两弹”（导弹、原子弹）的先锋，有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有医学领域的权威，有著名的电影编导，有经济战线上的领导干部，有画家、园艺家、法学家等等。21世纪已经来临，长江后浪赶前浪，相信我们的后代一定会超过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