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俄国结盟内幕（附图）

       现代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１９２３年１月发表的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是中国国民党与苏维埃俄国缔结军事政治同盟的直接序幕。然而时至今日，人们还对这一结盟的背景知之甚少。苏联解体后，俄当局开放了历史档案馆，许多过去尘封的档案资料开始面世，为人们更好地研究历史问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俄《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９年第二期刊载俄罗斯历史学家米·柯留科夫根据俄最新档案资料所写的一篇长文《艰难的结盟之路》，其中谈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１９１７年１０月俄共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后，由于消息来源有限，对当时中国发生的事以及中国政治势力间的分化实际上并不了解，从而弄不清应如何与这个国家当时存在的南北两个政府打交道。

　　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部负责人阿·沃茨涅森斯基拜访了中国驻俄大使馆，会见了李世中秘书。他们在“友好的气氛”进行了会谈。过了一个星期，李以私人身份回访了沃茨涅森斯基。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叶·帕里瓦诺夫也与李进行了会谈，他向中国官员声明：

　　“中国和俄国几乎同时发生了革命，如果以历史事实为根据的话，应当承认俄国革命的形势要比中国成熟得早，但是它的道路是曲折的，而且谁也不能预料，中国会在这方面成为超过俄国的国家。我相信，中国人不会不欢迎我们国家建立的人民政权。要知道，中俄人民是兄弟，他们应当携起手来走向共同的目标。”

　　然而人们很快就清醒了，中国公使刘镜人随后参加了驻苏外交使团的联合行动，他与自己的外国同行们一起拜见了列宁，并且迫使列宁签署了释放被捕的罗马尼亚大使的命令。紧接着中国公使又随其他国家大使馆的人员一起离开彼得堡去了沃洛格达，拒绝随列宁及苏维埃政权迁往莫斯科。从此以后，苏联政府对北京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实质性变化。

　　２月２２日，外交人民委员会给各边区苏维埃国际部发出了指示，指示说：“在跟中国人的关系上应当明白，现在的北京政府不是中国人民意志的代表，而是同起来反对北方并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的华南人民作对的政府。”“将来，外交人民委员会不放弃同反动的北京政府交往，但是今后不再与它讨论世界革命的问题。此问题应当成为苏联政府同以孙逸仙为首的革命南方交往的核心。”

　　７月４日，在给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提到了刚从孙中山那里获得一份致敬电的事。电文没有保存下来，只能根据有关材料来判断这份函件的内容。不管怎样，此后过了一个月(８月１日)，外交人民委员给孙博士寄去了一封信，在信中向“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作为自１９１１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其压迫者———中国北方的反动派以及外国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致意。

　　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６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签发了一份外交人民委员会照会，即著名的“卡拉罕第一份声明”。这份照会根据当时情况，同时发给中国南方和北方政府，也是直接致中国人民的。

　　不过，孙中山无论对契切林的信还是对卡拉罕声明均未作回答，也没有跟他们直接接触，因此苏方决定采用一种试探性的隐蔽联系渠道，作为莫斯科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的刘泽荣(当时的文件上叫刘绍周)就成了这个渠道的人选。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刘泽荣作为“广州工人代表”受到了列宁的接见，从此刘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他在外交人民委员会中获得了委任状，这使他有了代表全体中国侨民利益的权利。列宁亲自在委任状上作了批示：“我以个人名义请苏维埃机关和政府给刘绍周以各种帮助。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在那个年代有了这个委任状，可以使人充满信心。

　　刘泽荣在共产国际大会讲话时还提到了孙中山曾给俄国发过两封电报。第一封是１９１７年２月发给临时政府的；第二封是１９１８年夏发给工农政府的。

　　刘泽荣在会上说，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部长们对中国人民领袖伸给他们的手根本不理会，因而未回答孙中山。而已经获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们却是另一种情况：他们立即响应来自东方的呼声，而且契切林的回信克服千万里路程的困难，终于送到收信人手中。刘泽荣当时说：“可以想象，中国革命者们当听到穿越战争和革命火线而到达的苏俄政府的声音时，是多么高兴。”

　　刘的讲话赢得整个大厅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

　　１９２０年夏天，在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和列宁的肖像并排挂在主席台上方；两个人都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这件事如无上面的直接批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做的。

　　此后过了几天，刘泽荣发电报给孙中山，呼吁中国官方承认苏维埃俄国。刘泽荣的第二封电报以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名义邀请孙中山来苏俄。

　　这次致意终于得到了孙中山的回电。但是外交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在了解了来信内容后，大约有些失望。

　　孙博士实际上拒绝了苏联方面的一切建议，其中包括：１．全力支持中国青年们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资本主义统治的革命行动；２．尽快承认苏维埃政府；３．为了建立俄中友好关系应尽快向俄派出官方代表团；４．应采取一切措施让中国侨民有机会返回祖国。

　　外交人民委员会试图在与孙中山保持电报联系的同时，向他派去自己的特使。第一位特使是米·波波夫，他是旧俄军队的一名上校，１９２０年春派去上海。作为职业军人，他的任务之一应当是评估孙中山的军事(在西北线的)计划。结果波波夫对中国军事的估计是不现实的，他对孙中山本人也作了极为否定的评价：“他是一个旧式军阀，除了军事之外再也想不到别的拯救祖国的办法。”

　　所有这一切，可以说迫使苏联领导人逐渐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态度。１９２０年秋天，北京政府派张斯麟将军来到了莫斯科，外交人民委员会同北京政府签订条约的前景完全成为现实。外交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卡拉罕准备宣布，俄罗斯联邦拒绝给“以暴动反对中华共和国”的任何力量以支持，当时孙中山首先就是这种主要力量。

　　然而张斯麟的使命并未取得实际成果，他很快离开了莫斯科。苏俄政府试图重新建立同孙中山的接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格·维经斯基在上海会见了孙，不过他对这次会谈的印象并不满意。１０月３１日契切林作了最后的尝试，他写信给孙博士，而信中所谈主要不是世界革命的前景，而是恢复俄罗斯联邦同中国间的贸易关系，但他没有收到孙的复信。

　　１２月３１日远东共和国外交部给外交人民委员会送来情报说，孙中山“带着一个军火商头目突然来到一个公司，准备用日本的钱和日本的武器讨伐北京”。大概这成了令俄方无法容忍的最新因素。

　　至于说到共产国际的活动，它当时在中国主要把目标集中与两个“革命将军”建立联系上，这就是南方的陈炯明和北方的吴佩孚，认为他们拥有较强的实力，有可能成为苏俄在改造中国社会和取得世界革命胜利事业中的战友。

　　正好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即莫斯科终于收到了孙中山对契切林已发出整一年信的回复。孙确认过去从未收到过苏联外交部门领导人的任何信件，也从未收到过来自俄国的其他任何私人信函。然而波塔波夫当时告诉契切林，孙中山本人说过，１９２０年５月他收到了契切林的信。正是这个情况迫使外交人民委员会领导人对孙中山有了某种程度的警觉。

　　既然孙博士这次请求转达对他的“朋友列宁”的问候，契切林写信给列宁，请求明确他与孙的关系。

　　１１月６日契切林给列宁写道：“我写信是让您了解情况，并向您致意。他(孙中山)把您称作自己的朋友。您认识他吗?……在此之前我们找到孙中山甚至写信给他都很困难。去年我们给他写信时，形势是另一个样子，因为跟北京的谈判还未开始。”

　　第二天列宁给契切林写了个便条，在列宁的信全文发表之前，由于编辑未能正确辨认列宁的手迹(列宁的笔迹具有某些不规范的特点)，因此，便条的内容有些被歪曲了，最初发表的便条就成了如下样子：

　　“契切林!我不认识他，我也从未给亲爱的朋友写过什么信。我认为应当千方百计客气些，经常写信给他并且要秘密，派遣我们的人去广东。列宁。”

　　后来，已发表的内容中不准确的方面被出版社的编辑们逐步发现了，而且“从未给亲爱的朋友写过什么信”一句变成了“从未相互间写过什么信”。不过，原文中另一些被歪曲的意思依然存在。原稿中“秘密”一词后面没有逗号，而代替“派遣……去”一词的应当是“派……驻在广东”。

　　“要客气”，这不是对待共同斗争中的战友所使用的交往方式。“秘密派人”———对谁保密?是对北京政府还是对孙中山本人?

　　然而，后来列宁的观点乍看起来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改变。１９２２年１月２６日他突然问契切林：“您还记得您曾给我送来一封孙中山的信吗?他在信中还说了一些对我友好的话，您还曾问我认不认识他?那封信是写给您的还是写给我的?您的档案中还保存着那封信及我对您询问的回答吗?如果有，能否给我送来(送交福季耶娃)?如果没有，关于这件事您还记得些什么”

　　列宁的便条中与孙中山尽可能快地进行直接联系的指示，要比对其客气的意思更强烈，因此列宁自己尽管病魔缠身，还是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出席东方劳动人民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并且同他们讨论了两党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契切林后来起草并给孙中山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列宁同志也饶有兴趣地拜读了您的信，并且以很大的热情关注着你们的行动。”这封送往中国的信委托弗·维林斯基(西比寥可夫)办理，同时派谢·达林前往广州与孙中山联系。

　　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２日，越飞作为俄罗斯联邦的全权代表被派往中国接替了帕克斯。他恢复了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但是从那些先前不为人知的档案资料中得知，他访问中国的主要目的自始至终都不在这方面。越飞到中国后立即开始了同孙中山和吴佩孚的紧张通信，希望促成他们相互接近并最终建立联合政府。当他的努力未取得成果后，他又简单明确地提出了新的建议：放弃与北京的谈判，宣布承认孙中山总统及其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１９２３年３月越飞启程去上海，在那里会见了孙中山。他们签订了联合公报，并很快向新闻界公布。同年秋，孙中山派蒋介石率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双方达成了一个给中国南方政府以财政和军事援助的协议。至此，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被基本确定。

俄联邦全权代表         越飞

２０年代初期孙中山在上海的寓所。在这里他会见了苏俄代表。

《采风报》-背景新闻-第6版-2001.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