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林，资深外交官，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原任大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东欧中亚学会会长、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顾问。
中国同苏联之间的边界问题，曾经是长期困扰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随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逐步实现的。我有幸作为翻译和工作人员参加了1964年起的第一次边界谈判，从1969年起的第二次边界谈判和从1987年起的第三次边界谈判。这里仅就我所经历的中苏边界谈判过程以及我的认识和思考追记如下。
一
中俄边界的划分始于17世纪。沙皇俄国于16世纪中叶向东扩张，至17世纪下半叶开始与中国发生边界问题。1689年中俄签订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两国的东段边界；1727年又签订了《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了两国的中段边界；中俄西段边界当时无条约规定，中国的西部疆界大约在巴尔喀什湖北岸。这样，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中俄两国在基本平等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两国边界的走向。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皇俄国与西方列强勾结，迫使中国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边界问题的不平等条约。从1858年起，每签订一次界约，俄国都要从中国割占一片土地，大到几十万平方公里小到几十平方公里不等。例如：利用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机，俄国出面"调停"，迫使清政府于1858年同意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约63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两年后，俄国以同样的手法，通过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又割去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在西段，沙俄利用中国西北回民暴动的时机，出兵先行占领了他们想要的地方，于1864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约44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17年后，俄国再次利用中国西北地区形势，重演先行占领的故伎，通过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又割去伊犁以西、斋桑湖以东约2.8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中俄间最后的也是割占领土最少的一个划界议定书在1915年把霍尔果斯河中33平方公里的滩地划给沙俄。沙俄就是这样乘人之危，在不到60年的时间内把大约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合法"据为己有。在中俄中段边界，19世纪末以来，沙俄政府除通过控制中东铁路，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展其势力范围外，还把当时属于中国的外蒙古看做是自己拥有特殊利益的地区，策动外蒙古与中国分离，并武装侵占了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至此，最早从《中俄尼布楚条约》起，历史上俄国一共强占中国领土154.6万平方公里，中俄共签订了24个关于划分领土的边界文件，最后划定的中俄边界线总长约11000公里，可分为三段，东段4300公里，西段3300公里，其余的为中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苏蒙边界。
俄国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对华政策纲领性文件"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中提出废除的中俄条约仅指19世纪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俄政府单独与中国政府订立的中俄密约(1896年)、辛丑条约(1901年)和俄日签订的侵华条约，并不包括19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订立的中俄不平等条约。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但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谈判中，苏方代表始终坚持维持旧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约的立场，只是在"不坚持江东64屯归俄国保有"上表现出惟一的一次让步。1923年，苏联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认中国在其领土上的主权"为苏中重新签订条约的基础，但这里的"领土"指的只是中东铁路沿线地区及中国政府向沙俄政府提供的租界。对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国与旧俄帝政时代各约"的要求，苏方代表表示赞成，但认为其中有关中俄界务的应予除外。1924年2-3月，中苏两国草签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时，在中方提案和苏方修正案中，有关废止中俄条约一项，都注明是"通商"条约、公约等等，不过正式签订的协定草案文本中删去了"通商"二字；关于边界一项仍同前议：将重行划定彼此疆界，未划定之前，维持现有疆界。1924年5月31日中苏正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废止旧约与划定疆界两项均同于草案。
此后至1926年，中苏双方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订立新约。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谈判无果而终。这样，两国疆界未能重新划定，两国新约未能签订，中苏边界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悬案保留下来，民国时期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此后，苏联政府却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间，乘中国国内混乱之机，又超越沙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占领了大片中国领土。1945年，中苏双方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中，虽在东北、外蒙、中东路等问题上发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两国边界问题。新中国成立前，中苏边境形势尚属稳定。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中苏边境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始终处于平静状态，但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及两国边界问题毕竟还是悬而未决，边界争端的始因依旧存在，这就在两国关系中伏下了边界冲突的隐患。
1960年夏天在新疆一个叫博孜艾格尔山口的地方，发生了苏联边防军捆绑、殴打和驱赶过着和平游牧生活的中国牧民的事件。这是新中国建立后苏方挑起的第一次中苏边境事件，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1）苏联当局将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展到国家关系领域；（2）历史遗留的中苏边界问题浮上了水面，解决这一问题的任务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62年4-5月苏联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余中国公民越境逃往苏联。中苏边境地区的平静和安宁被打破。
二
1958年6月的一天，当时在苏联留学并正在图书馆准备论文的我被中国驻苏使馆调去参加一项临时工作，同年10月正式转为使馆工作人员。当时我23岁，此后的5年中主要在驻苏使馆从事翻译工作。1963年底我奉命回国，要我参加即将于1964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
中苏边界全长7600公里，东段（主要是河流）4300公里，西段（陆界）3300公里。中苏边界谈判政策性、专业性极强，而且中俄界约的中俄文本有的内容也不尽一致，这对翻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能有任何的差错。因此，回国后我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学习了许多东西，学中俄关系史，研究条约，分清母约、子约的关系，学看地图，包括看航测图，学习法律知识（如划界原则，领水领海等等）。
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是在中方的倡议下举行的。时间是从2月到8月。苏联政府代表团由边防军司令泽里亚诺上将任团长；中方的团长是曾涌泉副外长，双方都有一批边界问题专家，中方代表团成员除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条约法律司副司长邵天任等人外，还包括总参谋部、公安部队司令部、黑龙江、新疆等省区军区和政府部门的负责同志及一批专家，中国边界问题办公室的三位处长李冠儒、张子凡和马叙生是代表团的顾问。中国代表团集中在东总布胡同的一栋小楼里办公，苏联人住驻华使馆，会谈的地点在东交民巷40号。在这轮谈判中双方共举行了８次全体会议，１０余次团长会议，３０多次顾问专家会议。
在中苏这次边界谈判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是：此前中俄之间所签订的有关边界条约的性质问题，即是不是不平等条约的问题。中方坚持认为，那些土地可以不要，但是必须承认以前所签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是俄国沙皇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苏方（一开始承认是不平等条约，后来又不承认了）则认为：如果按照中方的说法，那么在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签订的条约还是不平等条约。在谈判原则上：苏方提出三原则：即中苏条约划定的、历史形成的、现实守卫的（即所谓的三条线）。中方坚持一条线（即条约划定的）。
自从1960年苏联挑起边界冲突起，中国就明确提出：边界问题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在未解决之前应该维持边界的现状，以避免武装冲突。在谈判中，中方提出：应该分清历史是非，肯定中国清政府和俄国沙皇政府所签订的有关两国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但是中方仍然以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为重，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不要求收回沙皇俄国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掠取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至于任何违反这些条约而侵占的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是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方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中方在发言中还表示对历史形成的情况苏联人民没有责任。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这些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而且不同意以这些条约作为惟一基础来解决边界问题，竟然要中国把沙俄时代与苏维埃时代超越这些不平等条约而侵占和企图侵占的中国领土也划归苏联。苏方也一直回避称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俄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这实际上反映了苏方的立场：中苏边界根本没有问题，个别地段由于界标年久失修，核对一下就万事大吉。很明显，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根本无意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他们的战略意图是，用边界问题保持对中国的压力，同时支持中国的邻国，特别是越南和印度对中国制造困难，形成对中国的包围。 在这次边界谈判中，中苏双方还是做了几件有重大实际意义的工作。其一，交换了地图。双方提交对方的地图，标明了各自主张的边界线，把两条线加以对比，便显示出三四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此前，关于争议地区的存在只是中方单方面的看法，现在第一次摆上了谈判桌，成为谈判双方必须面对的现实。其二，在工作组层面上讨论了东西两段边界线走向，并就东段大部分地段取得一致意见。对西段双方只是初步陈述了各自的论据，未做进一步讨论，故没有形成共同见解。
7月30日，苏联代表团提出把谈判地点从北京改在莫斯科，并于8月中旬回国。但是10月15日赫鲁晓夫下台，而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因此下一轮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如期举行，以后双方都未提出恢复谈判的事情，一直到1969年。
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中，在代表团专家们的热心帮助下，我总算完成了承担的翻译任务，但是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深深感到知识的不足会影响工作，后来我用了两年（1965年至1967年）的全部业余时间系统学习了俄国历史和中俄关系史，阅读了外交部图书资料室的所有有关的中、俄文书籍，各种版本对照查阅，并做了大量的笔记，同时在业余学校学习法语，一直坚持到高级班为止，不久之后又进而攻读英语。
1967年2月间，苏联指使大批暴徒连续四天在中国驻苏使馆前面捣乱，后又闯入使馆，使馆的一些工作人员遭到毒打致伤，中国政府派专机把他们接回国。使馆严重缺员，国内决定立即派出13人去莫斯科补充，我是13人之一，任三等秘书。
三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发生边界冲突后，中苏关系恶化到了顶点，七八月份，冲突从中苏边界东段发展到了西段，新疆有一个地区还发生了流血冲突。作为中国方面，一直主张"国家之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应该通过和平协商的途径，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即使是在中苏边界发生武装冲突之后，中国政府仍然表示，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边界冲突。
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去世。4日，周恩来赴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6日到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未能同中国领导人直接接触，因此向中方传话，希望在回国途中能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会晤。这无疑是一个通过谈判的途径解决同苏联关系的机会。于是，中国政府通知苏联方面，同意柯西金来华。当时柯西金已飞回苏联境内，得到消息后立即飞到北京。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这就是后人所说的"机场会见"。
虽然那时两党两国公开论战有增无减，边界上兵戎相见，武装冲突不断升级，但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决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也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在解决之前维持现状，双方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避免武装冲突，双方边民照常从事生产。对此，柯西金表示同意双方达成了谅解：首先是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并且约定，一周后由周恩来给柯西金一个照会，经柯西金确认后，双方以换文形式肯定两国总理谅解的内容。9月18日周总理致函柯西金，把会见成果归纳为五项临时措施：（1）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2）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3）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4）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的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上报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5）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执地区的归属。周恩来指出：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
9月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表示将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此后双方又有一些书信往来。双方同意边界谈判从10月20日起在北京举行。9月26日，我驻苏使馆收到柯西金致周总理的信以后，决定让我当天乘班机回国送信。回到北京后，通知我留在国内参加边界谈判，不再返回使馆。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乘专机抵达北京，以乔冠华副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迎接。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拉开序幕。
第二次边界谈判从1969年10月20日起至1978年6月29日，一共进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小范围会谈）156次。1970年8月后苏方的团长改为伊利切夫副外长，1971年11月后中方的团长为韩念龙副外长和余湛副外长（1972年5月起）。苏联代表团住在驻华使馆，谈判在台基厂头条三号宾馆举行，谈判一般下午3时开始，持续几个小时，最长的一次达9个小时。中间休息几次，双方各在自己的休息室研究对策，中方在楼上，苏方在楼下。双方都有强大的工作班子，除了正副团长以外，还有团员、顾问和一批工作人员。全体会议时双方全体人员出席，团长会见则由正副团长和少数工作人员参加。
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边界谈判是中苏两国惟一保持的联系渠道，因此，中方十分重视，许多事情都由周总理亲自掌握。开始时候周总理几乎每隔一两天就接见一次中国代表团，外交部的领导也参加，各种大小事情例如从谈判方针、策略到礼宾的安排，周总理都一一亲自过问。由于当时正处"文化大革命"，外交部党委尚未恢复，这个代表团又集中了许多高级外交和军事官员，所以它很快就变成了周总理身边的一个重要外交、军事参谋团。周总理事无巨细，在谈判过程中曾专门关照，对苏方人员要招待好，逢年过节（特别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要做一些风味小吃给他们。有一次总理专门问到给他们吃元宵没有。1970年5月20日毛主席发表反对美国侵略柬埔寨的声明，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群众大会。周总理指示请苏联代表团参加，而且还请库兹涅佐夫团长登上天安门城楼。后来库兹涅佐夫因前列腺炎发作要回国治疗，周总理曾提出可派专机送他回国。1970年1月中苏第二轮谈判时苏方换了一位副团长，叫甘科夫斯基。周总理在接见我们的时候问我，甘科夫斯基是什么人。我回答说："好像是边防军的一位将领。"周总理不高兴地说："好像不行，要准确。你搞苏联要熟悉人头，由你负责查清。"我回到外交部以后，立即发报给我驻苏使馆，第二天使馆答复说没有查到材料，但是我记得我的卡片里有此人。于是请示乔冠华团长起草了一份奇特的电报："李凤林办公桌左边窗台上的卡片箱中有〈人物〉一格，其中有〈边防军〉一栏，请在此栏中查找甘科夫斯基。"使馆回电，查到了甘科夫斯基，他是边防军参谋长。吃一堑，长一智，从此我特别注意人物资料的收集，凡是苏联报刊上出现的新人物，一律制成卡片保存。
中苏这次边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对两国总理达成谅解的内容发生争执。中方坚持认为，双方代表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转入边界走向谈判。而苏方的立场则是先着手谈判边界走向，拒绝讨论两国总理一致同意的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以致谈判陷入僵局。
1971年初，苏联代表团来京谈判已将近一年半，尽管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无论如何，中方从礼遇上给予了苏方适当的接待。3月的一个晚上，周总理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和边界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周总理对一年以来的两国关系作了一个回顾。关于在北京举行的边界谈判，周总理说，由于苏联在中国北部集结重兵，对中国的威胁情况没有改变，苏方不同意搞维持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因此边界局势并没有真正缓和。
从1969年10月20日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起到1974年7月去干校，我一直在中方代表团工作，主要任务是翻译和译文定稿。1975年5月，我在北京北郊干校当了一年的菜园班班长后，又奉调去莫斯科工作，职衔是二秘，任刘新权大使的秘书兼翻译。1975年5月以后边界谈判又进行了两轮，即1976年11月27日至1977年2月18日，此后间歇421天，于1978年4月26日至6月29日进行第15轮谈判，从此陷入了长期的休会状态。
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前后延续了9年之久，中方曾经殷切希望谈判能够成功，从而缓和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解决中苏边界问题。但是谈判一开始苏方就背离了两国总理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会见时候达成的谅解，反对签订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这一问题，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并硬说中方提出"争议地区"概念是对苏联的领土要求。那时苏联报刊大量文章都说中国对苏联有领土要求，这是毫无道理的。其实问题很简单，1964年第一次边界谈判时双方曾经交换过地图（东段1∶10万，西段1∶50万），争议地区就是双方边界线画法不一致的地区。两国总理北京机场会见时，柯西金是承认这个事实的，但是苏方却违背了两国总理的谅解。事情过了很多年以后，苏联方面透露出来的材料表明，柯西金回国以后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受到强硬派的攻击，认为他错误地接受了中国人的观点。
中苏第二次边界谈判虽然没有达成重大协议，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文件，但对缓和中苏之间的紧张局势起了一定作用。虽然在谈判的主题、维持边界现状、临时措施协议和讨论边界线走向问题上毫无成果，但借助于边界谈判这一渠道却解决了一些边境居民实际生活中迫切而带有隐患性的问题。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和苏联的边界谈判的恢复，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断几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在中苏开始第二次边界谈判后不久恢复的。
四
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之后，中共中央明显感到，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保证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在一种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中进行。另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即将到期。出于这些考虑，1979年中苏决定举行两国国家关系谈判。
在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的原则和方针上，邓小平、叶剑英曾作出指示："要坚持原则，不要示弱"，"不要骂娘，要讲道理"，"谈而不骂，僵而不打"，总的精神是"绵里藏针"。与以往谈判不同的是，这次谈判是中苏十年来第一次打破我们谈判只能在北京举行的框框，中方同意去莫斯科谈判。
1979年9月23日，以副外长王幼平为团长的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代表团一行13人从北京飞往莫斯科。我担任代表团顾问。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高级政府代表团。中苏国家关系谈判从10月17日开始，至12月3日结束。会谈是在苏联外交部别墅举行的。双方在预备会议上很快商定了工作程序，包括全体会议的形式、轮流当主席、各自负责翻译记录等技术性问题。但当会谈涉及谈判主题时又陷入了僵局，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没有取得结果，双方只就下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达成了原则协议。
12月3日，第一轮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结束后，1979年底苏军入侵阿富汗，此举激起了世界各国一片抗议。中苏第二轮国家关系谈判也因此而被推迟。同时，两国的边界谈判自1978年6月以后就一直处于休会状态。在当时的情况下，边界谈判的恢复只有等待两国关系改善了。
1982年3月24日，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虽对中国进行了例行的攻击，但明确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改善中苏关系。邓小平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指示外交部作出积极的回应，并决定于当年8月派人去莫斯科传话，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要求苏方做几件实事，即从中苏边界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是要求苏方主动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中苏双方经过几次内部协商，最后商定由两国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5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特使为钱其琛副外长，苏方特使为伊利切夫副外长。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我方紧紧抓住消除"三大障碍"，强调只有消除障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才能畅通，苏方则借口不能损害第三方利益尽力回避"三大障碍"。这种政治磋商至1988年共进行了12轮。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了一个重要讲话，表示苏联将从阿富汗和蒙古部分撤军，可以按照主航道划分中苏界河上的边界线，表示愿意同中方在任何级别上讨论两国关系问题。中国注意到了这个讲话并在北京通过外交途径作出正式的反应。由于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两国国内也具备改善关系的基础，1986年9月两国外长在纽约会见时就恢复边界谈判达成协议。这样经过长达9年的休会以后，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恢复，中方由钱其琛副外长任谈判代表团团长，后来钱其琛升任外长以后，由田曾佩副外长接替，苏方的团长改为罗高寿副外长。边界谈判和副外长政治磋商是中苏在当时情况下进行正式接触的渠道，实际上是由同一位副外长率领不同的班子进行的两种谈判，虽然内容不同，却是相互促进的。有时只进行一种谈判，有时是交叉进行。外交部的"中苏谈判办公室"就是主管这两摊谈判事务的，1981年至1984年我担任这个办公室的主任。1985年6月，我再次赴苏到我驻苏使馆工作，任公使衔参赞，后为公使。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来往于两国首都，参加每轮谈判，在莫斯科工作时候，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
这个阶段，由于两国关系逐渐向好的方向发展，在1987年开始的中苏第三次边界谈判中，双方同意以目前中苏边界条约为基础，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本着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公正合理地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1989年，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谈及中苏关系历史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时，提出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为此，他一方面指出"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150万平方公里"，但另一方面也强调"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因此，中苏边界谈判进展得比较顺利，1989年中苏签订了有关东段边界的协议；1991年底，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将谈判继续下去；苏联解体后，中苏边界成为我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
1994年9月江泽民访问俄罗斯，中俄达成西段边界协议；1997年有关东段划界的工作结束；1999年12月9日中俄签订了《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中俄之间的边界除了一处没有达成协议以外，其它地段的边界已经划定。通过友好协商，我国同哈、吉、塔三国也陆续签署了国界协定，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至此，这条7000多公里的国界线真正成为连接我国同四国人民友谊的永久和平、稳定、繁荣的纽带。
五
外交谈判是外交工作最重要的一种形式，除了同对方直接对话的首长和少数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大批的专家在后台工作，一般的程序是：代表团（或主管部门）制订谈判方针并上报中央批准以后，具体实施谈判工作。就中苏边界谈判而言，为准备1964年的谈判，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集中了一批专家，对中苏边界有关条约、文件的中、俄文本，各种的档案材料、1689年第一个中俄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签订以来边界演变的历史、中俄关系的有关资料等等进行研究。同时还对7000多公里的边界情况分段进行了多次的实地调查，包括边界线双方实际控制情况、边防设施、驻军情况、界标界物状况、边界地区地形的变化等，并分门别类地整理成材料。谈判方针是在仔细研究了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制订的。每次谈判之前，照例要写成发言稿或发言提纲，同时要研究双方的各种问题的论据，准备进行辩论。这种预备会议要花费很多时间。作为翻译照例是必须参加这种预备会议的，弄清问题的实质，做到心中有数。中苏之间的谈判（包括边界谈判和各种磋商），都有一个程序方面的协议，规定全体会议由双方团长轮流做主席，可以向对方提供讲稿，翻译由各自的翻译担任，不做共同记录，但可以核对记录等等。正式会谈苏方均有速记员做记录。开始时候中方也曾派速记员出席会议，但是苏方译员的汉语不规范，中文速记员无法成文，只好作罢。这就加重了中方译员的责任，因为苏方记录的是俄译文，而不是中文。我们一开始即做两种文本的记录：中文和俄文。说到苏方译员，他们经常闹笑话：在1964年边界谈判时，我方发言中曾经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之类的成语，我们向苏方提供了中、俄文稿。想不到苏方的译员一知半解，自作聪明，认为他们发现了"新大陆"，硬说中方译文不准确，于是下一次会议上苏方的发言中提到中方对苏方进行了"污蔑"，把他们比做什么虫子，说他们竟对陕西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中方人员听后莫名其妙，但我知道这是苏方译员直译那些成语造成的误会。
回顾30多年中苏边界谈判的历史，几代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我作为一名翻译和普通工作人员参与了这一过程中的许多重大外交活动，亲耳聆听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教诲，也从新中国第一代、第二代外交家身上学到许多宝贵经验。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我体会最深的是：中央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已经被历史和实践所证明。
